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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乘飞机外出，都很喜欢看《环球时报》，因为里面经常有一些不错的文章，对国际国内热点事件和人物，表达一些冷静的、理智的、略显不同的声音。这份报纸好像是《人民日报》社办的。我经常在读他们的文章时想到，假如能够让更多的同胞看看这里面的观点和阐述，也许很多问题面前我们就会表现得更无可挑剔；假如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看懂里面的内容，他们就不会再盲目地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声音，没有独立思考和民主了。 昨天的航班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让体育走出“荣誉化”的误区》，署名吴祚来，是一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里面有很多独到的观点，读来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也许有些朋友有不同观点，我想，只要是为了好的目标善意的争论，都是可以接受的。高举“爱国”大棒的政治化、运动化的批判，恰恰是一些西方人士指摘我们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家，关于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奥运），如果只有一个声音，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看到“正常”的一面好了。
经过电话里和编辑查雯女士沟通，争得同意后，特附原文如下：
让体育走出“荣誉化”的误区
吴祚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体育精神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中国体育在那个时代没有走向世界，虽然，乒乓外交一度成为牵动中美外交的引线，但毕竟只是引线。它恰恰显示出，体育对于打开通向世界之路的功能是何等的强大。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需要的不仅仅是体育，而是通过体育重振民族精、气、神，通过体育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面貌，以此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并鼓舞国民的自信，为改革开放创造昂扬的氛围。所以体育成为国家的事情，1979年，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而后女排力克世界强敌，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这一切都给初登世界舞台的中国国民以无比的振奋，可以说“女排精神”是八十年代初的标志性象征。
近30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可谓突飞猛进，1984年中国奥运金牌实现零的 突破后，中国奥运金牌总数在近两届奥运会上，已跃升至第三位、第二位。同时，公众也越来越不再将体育看成是“大政治”，而是从体育本身看体育，将体育看成人文活动，而不是某种政治行为，更不是国家复兴的引领者或精神火炬。当2008北京奥运会被一些国外媒体或政治力量“政治化”时，中国政府更是郑重提出奥运的“非政治化”，将奥运视为体育赛事，视为和平交流、增强人民体质的盛会。
奥运会的举办给了中国一个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机会，但是，不应急切地、简单地将奥运会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让奥运承担着它不应该承担的使命。奥运在中国举办，中国为此要承担诸多责任，特别是安全方面的责任，还要实现对国际奥组委与国际社会的承诺，让各国运动员赛出好成绩，让各国媒体得到及时准确的报道，让世界各地及时收看到奥运新闻与竞技场景。中国政府与国民通过奥运能使国家形象与公众面貌在世界媒体与观众面前得到更充分的展示，有道是影响越大，责任越大，政府与国民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奥运是体育赛事，我们往往忽略或忘记的是这一常识，古希腊奥运想实现的是使个体健美，使群体的精神情感得到宣泄，并通过神圣休战使城邦间实现和平，目的非常明确。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提出重新恢复奥运会，主要是想通过竞技体育来教育法国新生代青少年。普法战争使法国感到屈辱，顾拜旦认为青少年一代的体质的弱化造成了国家的积贫积弱，所以他将体育看成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来倡导与推动，并将其国际化。许多人都称顾拜旦为“现代奥运之父”，但顾拜旦却并不看重这一荣誉，因为他的精神追求是奥运的教育意义，也正因如此，他试图将奥运纳入到中小学教育之中，并创办工人体育协会这样的组织，想让体育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并影响他们的精神与身体健康。
中国的奥运先驱、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与顾拜旦有着一样的教育追求，他先是引进教育到学生运动会之中，再是通过更广泛的体育竞技来推展体育运动，使体育为更多的人接受，并影响、教育新生代。在一定的时期追求竞技荣誉是为了证明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但体育的真正意义或长远的意义却并不在此。它春风花雨一般滋育生命，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质量，这才是它的价值体现。
中国体育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有道是三十而立，我们将它立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与反思的大问题。竞技体育要追求荣誉，但国家荣誉不能依靠体育金牌的获得。体育活动会影响政治、会提升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但它的真正意义应该在其对国民素质与体质的提高上，它应该普惠公众，所以体育应该走出“神化”、“荣誉化”的误区，走向民间社会。我们如果能够借本届奥运会的东风，让体育走进更多的社区、走进更多青年的生活中，体育才会对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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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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